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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公都引得万千学子“竞折腰”，原因无他通过考试的幸运儿就能端上旱涝保收且含金量颇高的“铁饭碗＋金饭碗”。
目前，中国机关干部队伍来源比较单一、经历最简单、素质结构不尽合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2011年我国加大了公开从基层遴选公务员的力度。2011年，“国考”推出3项改革创新举措：85%的职位录用基层人员，大学生“村官”取消加分，试点招工人农民。
其实，中国公务员队伍不仅需要应届学生、优秀工人、农民、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的大中专毕业生，更需要高品质人才。纵观录用制、选拔制、遴选制、调任制、聘任制、选调制等6队伍的来源，中国公务员群体并没有吸纳到足够的人才，尤其是层次比较高端、专业性强的中高级公务员岗位，比如说宏观经管与规划、金融、风投、长期资金市场运作、城市规划与管理、能源管理、教育管理、交通管理等专业。
实施于2006年的《公务员法》专辟一章对“职务聘任”作出规定。这种保留显然并非基于对“鲶鱼效应”的认同，而是考虑到实情：政府确实需要一些专业性较强的中高层人才，但依靠现有体制，政府本身显然很难培养出此类人才。
针对中高层公务员的选拔制度主要有3种：选拔制、遴选制、调任制。主要是通过资历实现晋升，成为处级干部须先有副处级干部的工作经验，以此类推，原则上不允许“越级”。但共同点是排斥了体制外的精英。公务员系统之外的人才很难进入政府机关，还导致公务员群体普遍缺乏市场一线实践经验。不难推理，当市场经济改革到一定阶段，政府急需金融、证券、创投、能源、管理等高度专业化的高品质人才时，就会苦恼地发现：体制内寻找不到富有经验、已有建树的高品质人才。换句话说，政府部门缺乏懂市场、懂企业、懂专业的高品质人才的现象，可能会长期存在。
曾任高盛投资银行总裁、目前担任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以及清华大学教授的约翰桑顿就指出，政府官员是中国最优秀精英从古至今最向往的归宿，但“奇怪的是，中国的改革政策给众多人才提供了新的机会，但中国却因政府内人才不足难以推动下一步改革”。
举个实例。2009年两会期间，总理表达了对于美元资产的关注。随后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就指出，基于外管局持有约1600亿美元海外股票的保守估计，纽约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经济学家布拉德赛斯特指出，中国的这些投资已缩水逾50％，即亏损超过800亿美元。而在增加的美国股票当中，只有80亿是中司所为，绝大部分是外管局购买，因此社会上把中司当成主要的亏损方并不合理，主要的“败家子”是政府相关机构。造成这一损失的一个根本原因，正是中国有关投资机构缺乏投资股权方面的专门人才，而政府内部缺乏这类人才正是因为现行的公务员制度造成的。上海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周宇也指出：“按照国际惯例，外汇存底原则上不应用于股权投资，因为不符合安全性。再者，中国外汇管理机构不具备投资股权方面的专门人才。”
西方发达国家是依靠公务员分类管理来解决这一难题的。西方任期制与常任制是正常行政用人制度的两大基本部分。西方公务员体系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政务官大多是中高级职位，例如总统、国务院各大部长、议员和相关随员，政党色彩浓厚，经执政党提名被任命，政府换届后自动下台，均实行“任期制”。事务官则多是公招聘，但强调专才专用、适才适所，大部分是“常任制”，也依靠他们保障政府换届不影响政府工作的稳定，政治色彩上强调个人保持中立。
目前，中国虽然很看重人才，但并没有完全消除人才选拔、使用、评估的制度门槛，因此在实际执行层面还常常会出现排斥体制外人才的情况。有人举过这样一个实例，一位在世界500强中国公司担任副总裁者希望去北京交通部门担任一届管理工作，用他的知识和经验帮助北京改善交通状况；而且，他已经有一定的个人经济积累，也不想在仕途上发展，可以不拿任何工资，只做一届5年就退，就是想为北京做点实事。但结果是：愿望是美好的，现实是不可能的。这位在世界500强企业拿着高额收入的高管是很难从体制外转到体制内的。最主要的是，他所在的企业并不是可能定有“行政级别”的国有企业，过去多年，从政府部门进入企业和事业单位或者从企业和事业单位进入政府的例子都有不少，有不少大型国企董事长甚至直接成为省部级干部，但前提是来自国有企业。
政府如果从体制外去寻找这类人才，必然会与现行用人机制、收入分配体系构成结构性的冲突。因为这类人才往往在人才市场上是受追捧的“金领阶层”，他们没政治雄心，他们要的是高薪，而跨国企业和外国政府也愿意为他们付出这样的高薪。因此，政府雇员制、聘任制、任期制等新人事制度就会成为一种选择。不纳入公务员编制，不按公务员收入分配体系行事；按市场标准付工资，也按市场规则实施合同聘任制。正如约翰桑顿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文章称，解决政府内部人才不足的问题就必须改革人才的选拔与聘用制度，“中国应该打破政府和民间部门之间的屏障，向新共同生活的亲属（外部人士）也打开门户”。
可喜的是，这样的情况已经在改进。2007年初，人事部决定在上海浦东和广东深圳两地率先开展聘任制公务员试点。深圳于2007年和2009年分两批招聘了53名聘任制公务员。2010年1月1日起深圳规定所有新进入行政机关的公务员，一律实行聘任制。
一方面“百万大军”为了万余职位奋斗“国考”，许多人放弃了从事专业研究的才华，梦想着“学而优则仕”；一方面政府又高端人才稀缺。一方面体制外的成功人士们想分文不取、回报社会；一方面政府中高级公务员岗位却对他们关闭大门。这其中的人才悖论，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思索？（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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